聚富配资一场被误读的争论：消费是内生变量，政策就无能为力吗

近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在清华五道口论坛上提出“不存在消费驱动增长方式”，强调消费是收入预期的函数，属内生变量，短期刺激难改长期趋势。此论引发热议，争论滑向“要不要刺激消费”，而忽略了一个基础问题：消费是内生变量，是否意味着政策无能为力？同时，人民日报等媒体指出“消费内生动力不强”，并将惠民生、稳就业、增收入作为政策重点。两相对照，一个问题出现了，如果消费确为内生，促消费政策的依据何在？这是理解当前消费政策有效性的前提。

消费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辨析

消费到底是由经济自身运行决定的，还是由外部条件给定的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涉及消费能不能成为拉动增长力量的判断。过去很多讨论喜欢二选一，要么由内部决定，要么由外部给定。其实答案没这么绝对。消费到底偏哪一边，要看用什么理论、看多长的时间、遇到什么样的冲击把边界说清楚，才能判断消费政策到底有没有用。

先说什么叫“由内部决定”和“由外部给定”。由内部决定即内生论，指消费的变化可以从经济内部的其他因素推出来；由外部给定即外生论，指理论不需要解释它从哪来，只把它当成已知条件。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创立的早期增长理论里，消费常被看成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，储蓄率由外部给定，消费比例也就固定。这样一来，消费不是需要单独解释的行为，而是产出扣掉投资后剩下部分。背后的储蓄和消费动机，全被压成一个比例。于是消费看起来像外部给定。但严格来说，消费总量仍会跟着产出变，真正外部给定的是储蓄率，不是消费本身。很多人把这一点搞混，甚至觉得消费跟着产出被动变，不等于消费总量是外面给定的；恰恰相反，它说明消费总量是经济内部生出来的。外面给定的是储蓄率，所以消费占产出的比例是确定的，但消费总量却是这个机制内部的结果。

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则把消费明确看成由内部决定。他建立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，认为一部分消费不管收入多少都要花，像基本生活；另一部分看收入，收入多了就多花一点。拿到手的收入则由经济内部决定，收入一变，消费也跟着变。消费不再是产出扣掉投资后剩下的部分，而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一块。而且消费还会带动一个循环，即收入增加带动消费增加，消费增加又变成别人的收入，别人收入增加后再多消费，总收入因此被一步步推高。消费越是由内部决定，经济里的反馈就越强，短期波动越容易自我强化。

但把消费看成内部决定，不等于所有影响消费的东西都能在理论里解释。现实中，消费还受预期、信心、制度、突发政策等影响，这些往往只能当成外部冲击。于是就出现矛盾，变现为消费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方式是内部决定的，比如预期变差，人们每多赚一块钱就少花一点；但冲击从哪来是外部的，比如政策转向、地缘冲突、技术革命。所以，消费由内部决定，说的只是在既定环境和制度下，它怎么跟着经济条件变，不是说消费的全部原因都能从理论里推出来。一旦外部环境大变，原来稳定的关系可能断掉或重建。

再看时间长短。短期看，消费常常更像外部给定。比如预期突然变了，消费可能大起大落，这种变化很难用常规的收入传导解释，更像信心忽变带来的自主波动。长期看，消费由内部决定的一面更明显。因为人们看一辈子收入来安排消费，也看人生阶段来安排，年轻、中年、老年时不一样。短期冲击拉长时间看会慢慢减弱。所以同一个消费，短期和长期看起来不一样，说明内部决定还是外部给定，只能看条件，不是绝对的。

从政策含义看，两者差别主要在效果是否确定和可控。把消费看成外部给定时，储蓄率可以直接改变消费和投资的比例，效果比较确定、能算出来，但传导要靠慢慢攒机器、厂房、设备，主要是长期见效。把消费看成内部决定时，政策可以通过改变收入预期和制度环境来间接影响消费，效果可能更快，比如强刺激让预期反转，但也更不确定，因为老百姓怎么反应，政策控制不了。两种看法不是谁否定谁，而是说明消费政策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面。外部给定的视角更强调结构上的限制和长期性，内部决定的视角则留下短期政策空间。

总之，消费由内部决定还是外部给定，不是非黑即白的标签。它只是同一个消费，在不同理论、不同时间、不同冲击下表现出来的不同侧面。内部决定讲的是经济体系里的因果传导，外部给定讲的是体系外面来的推动力量。理解消费在宏观经济里的角色，不是简单说它属于哪一边，而是看具体政策情境下，哪一层机制在起主导作用，政策该往哪个环节使劲。这个思路对跳出“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”的争论有帮助，也有助于理解当前消费和增长的关系。

如何看待消费与投资的关系

当前中国经济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，是将发展中的困境简单看成需求不足，进而把促消费理解成发券、补贴、以旧换新这样单向度的需求管理。虽然在经济增长或复苏过程中，不同行业、部门、区域或收入群体出现了分化走势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也并非不可逆的。因为中国经济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殊优势，上述分化必定受到中国独特优势条件的牵制。

事实上，在当前“外强内弱、供强需弱、新强旧弱、上强下弱”的背景下，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。要理解这一变化，还需要回到消费内生性与外生性的分析框架中。笔者认为，中国的消费既不是索洛眼中被产出扣除投资后的被动跟随项，也不是凯恩斯给点钱就能自主扩张的需求引擎，而是一个内生程度极高、响应机制高度分化、对外部冲击敏感，但传导路径受阻的复合变量。

当前问题不在于消费重不重要，而在于处于上行的行业、企业和群体的利润和产值能不能顺滑地变成工资、社保、就业和居民预期。这里的关键在于，消费对内生收入变化的响应机制在不同群体间出现了高度分化。高收入与新经济群体敢花、会花，其边际消费倾向受财富效应和收入预期支撑；房地产受损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则修复资产负债表、压缩可选消费，其消费行为更接近被动跟随，表现为收入不增则消费不动，甚至收入微增，消费也不动，因为新增收入优先用于还债和储蓄。消费不再是一个单一变量，而是一组被收入结构切开的行为。

如果企业利润改善长期停留在资本回报和上游行业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慢于产出增长，那么消费对增长的拉动就会始终有贡献没弹性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以旧换新有一定效果，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仍在下行。消费是内生的，它不会对一次性补贴自动给出高边际的消费响应，而只对永久性收入、资产净值、社保安全和就业预期作出反应。一次性补贴属于外生冲击，而消费对冲击的响应机制主要是边际消费倾向、预防性储蓄动机、资产负债表修复节奏，这些才是内生性的真正载体。外生冲击可以短期改变消费水平，但无法改变消费的长期决定路径。

正是因此，要放弃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二元口号。长期增长当然要靠资本、劳动、技术进步的供给侧逻辑；但短期有效需求不足时，消费又是稳增长的重要基石。因此，政策含义也应进行分层。

第一层是托底。要聚焦社保、育儿、养老、低收入转移支付、保交楼与地方债务化解。托底政策作用于消费的响应机制，表现为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、修复资产负债表、稳定边际消费倾向，而非直接改变消费水平。

第二层是增收。重点提高劳动报酬占比、国企收益上缴、分红、工资增长机制、城乡居民增收计划，把企业利润向居民端输送，这比单纯补贴更接近消费内生的根。只有永久性收入预期改变，消费才能从被动跟随转向主动响应。

第三层才是投资启动。立足有效基建、算力网络、都市圈公共服务、绿色转型、对人的投资，用持续性收入创造来撬动消费，而不是用临时性转移收入赌乘数。

认为“不存在消费驱动增长方式”一派之所以强调消费内生、不能拿消费当长期增长引擎，并不是否定消费，而是认为不应把结果当手段；刺激消费派强调内需战略，也不是要让中国变成美国式消费国，而是要在新旧动能切换期防止需求侧塌陷拖累供给侧创新。反对消费刺激派否定的是把内生结果当作外生工具，而刺激消费派强调的是在短期外生冲击下防止内生传导链条断裂。二者共同指向一个更精确的政策定位：作用于内生传导链条的哪个环节，以及外生冲击应以什么力度、什么节奏、什么退出机制介入。

基于此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滞后验证器和再循环入口。生产端跑得再快，如果消费端接不住，增长就会停在“有产出、无需求，有利润、无工资，有新产业、无广泛就业”的半截子循环；反过来，消费要真正持续扩张，又不能靠脱离产出的天上掉钱，而必须来自投资结构、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构。

未来中国消费与增长的关系，不是谁驱动谁的静态答案，而是生产怎样变成收入、收入怎样变成预期、预期怎样变成支出的动态系统。在这一动态系统中，政策的作用边界是可以改变冲击的力度和节奏，可以托底响应机制，可以重塑制度环境，但无法替代内生收入形成过程本身。

把消费当目的，把投资当手段，把分配当枢纽，把预期当边界，这才是理解消费与投资关系的核心框架。

（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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